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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四個講清楚"座談紀要

信息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 發布日期:2013-12-24 21:08:04 點擊:

日前,西北大學名譽校長、清華大學教授,我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張豈之參加了《光明日報》國學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四個講清楚座談會,

日前,西北大學名譽校長、清華大學教授,我會副會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張豈之參加了《光明日報》國學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四個講清楚”座談會,與會國學界學者對中華民族精神進行了深刻闡發。下面是《光明日報》國學版對此次座談會紀要整版報道的轉載。

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國學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四個講清楚”座談紀要
《 光明日報》( 2013年12月23日 15 版)
訪談時間:2013年12月18日

訪談地點:北京湖北大廈1317會議室

訪談嘉賓:張豈之:西北大學名譽校長、清華大學教授

余敦康: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教授、院長

牟鐘鑒: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王志民: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長

主持人:梁樞(光明日報《國學》版主編)

主持人:衷心感謝幾位先生冒著嚴寒出席這次訪談。一段時間以來,國學界的廣大學者都在熱議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四個講清楚”:“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也一定能夠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對我國傳統文化,對國外的東西,要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后使之為我所用。”我講一個細節:一位國學院的院長在跟我交談時,竟然一字不差地把“四個講清楚”背了下來。他說,總書記講得好,每句話都說到了心里面,所以一下子就記住了。我們先請張豈之先生發言。

張豈之:“四個講清楚”是相互聯系的。第一個說的是一般規律,對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適用。每個國家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第二個就談到中華文化了。“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這里所談的中華文化,我的理解是:既包含有中華傳統文化,又包含有現在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兩種含義是十七大報告中就定下來的。第三個專門論述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第四個是為什么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也要重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呢?就是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習總書記說“講”清楚,實際上包含要研究清楚,要理解清楚。只有這樣,才能夠講清楚。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么是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追求”。我覺得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豐富,有助于我們對“四個講清楚”的理解。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五年,給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給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提供了寬闊的舞臺。包括在座的每一位學人都有理論貢獻。張立文同志的和合學是上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吧?

張立文:80年代末。

張豈之:習總書記把我們的研究成果做了一個科學的總結。“四個講清楚”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我談談我自己。在上世紀中葉給本科生講專題課時我就注意到,什么是中華民族的內在精神。在清華的時候,楊振寧先生搞一個培訓班,培養理論物理專業的學生將來到美國去,做他的接班人。知道這個情況后,清華大學教務長意識到,光搞物理、數學不行,必須要有人文的東西。他來找我說:“張先生能不能開一門《中國哲學精神》,請何兆武先生開《西方哲學精神》?”我一下子就答應他了。那次的講稿1997年就出版了,名字叫《中華人文精神》。我的這本小書,第一講,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創造精神,講文明起源;第二講是剛柔并濟——窮本探原的辯證精神;第三,究天人之際——天人關系的艱苦探索精神;第四,厚德載物——人格養成的道德人文精神;第五,和而不同——博采眾家之長的人文會通精神;第六,經世致用——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精神;第七,生生不息——中華文化內在精神在近代的豐富與發展。都是精神。

我認為大同理念與和諧理念是中華民族千年夢想的兩個重要理念。他們不屬于古代哪一個學派,他們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理念。中國共產黨把這些理念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倡導建設和諧社會,也就是小康社會,極大地凝聚了民族力量。沒有相當的膽識提不出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重要的命題,就是習近平同志在學習會上提出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并不是階級和階級斗爭。全世界孔子學院這么多,孔子是哪一個階級的?不管你怎么說,他不是工人階級。好,那就是地主階級。把地主階級的代表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而讓外國人學習,人家也覺得奇怪。奴隸主階級?人家更是笑得要噴出飯來。都不合適。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殊優勢:一重傳承,重文化傳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二重學派;三重大一統;四重史書;五重匯通。

主持人:張先生剛才說,要講清楚,先要研究清楚。這就為國學界的廣大學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任務。這是一個基本的理論建設,需要學者們從不同學科、不同角度參與進來。對于我們的研究工作,總書記的“四個講清楚”是一種高屋建瓴的戰略指導。

下面有請余先生。

余敦康:談幾點感想吧。第一個就是中國道路。每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間都有自己的道路,傳統、歷史各個方面都不一樣。至于中國道路究竟是一個什么道路,實際上一百多年來都沒談清楚。不是學西方就是學蘇聯,學來學去,連中國道路這個詞都成了一個不好的東西,國粹。

張豈之:對。

余敦康:那時候很多人研究中國古代歷史,都按照五種社會形態講。侯外廬說,中國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有一個特殊道路,這個道路和西方不一樣,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我那時候做學生覺得很新鮮。侯外廬說了兩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中國文化早熟;保留了血緣關系、氏族組織,一步跨入文明。中國文化和希臘相比,希臘是智者氣象,哲學家的氣象,中國是賢人作風,講道德。所以,中國文明與路徑就與西方不一樣。前段時間,我在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做了一個演講,就把侯外廬的這個思想好好推崇一下。現在習近平同志特別強調中國道路問題,中國道路不解決,后面什么都談不清楚。記得國學版發表了陳谷嘉的幾篇文章,談中國路徑的侯外廬思想。

牟鐘鑒:我看過,寫得非常好。

主持人:這個事是這樣:2011年末,國學版借用侯外廬的概念,開辟了“中國路徑”專欄,開展對中國文明獨特性的專題研究。陳谷嘉的文章就是在這個專欄里發表的。

余敦康:對。我聯想到張光直。他說,從全世界的文化人類學上看,中國文化是最典型的,西方文化是不典型的。

張豈之:對。

余敦康:西方文化、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都中斷了,希臘文化也斷裂了,唯有中國文化一以貫之。這才典型。張光直的研究證明侯外廬的說法是正確的。現在西方文化老是和中國文化較真兒,誰代表正統。這是可以爭論的。我們根據侯外廬的思想來說,中國古代的歷史起源,三皇五帝都可以說,最有名的是《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然后是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百姓好了,天下就好了。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是中國文化的起源。這個家族一直到現在。

張豈之:不得了。

余敦康:改革開放,安徽鳳陽家庭聯產承包,一個家族把人民公社的組織重新打破,這個和帝堯那時候建立共同體完全是一樣的。家就是侯外廬說的保留了氏族組織,把氏族組織變成了國家組織。這就不是階級斗爭問題了,是全面親情。中國哲學不是理而是情。情感,情是第一位的,“禮生于情”。親情,家族的感覺,有了親情,可以敬畏祖先。以前我們用階級斗爭的理論,把這些都摧毀了。現在我們搞中國道路,實際上,是回到中國文化的起點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中國人特別在乎家。家是什么呢?家是一個基礎。家如果不鞏固,整個制度就不行了。魯哀公問孔子,怎么把國家治理好,孔子回答兩個字“敬愛”。敬愛就可以把國家治理好。有敬有愛,光有敬沒有愛,不叫國家,國家離心離德;光有愛沒有敬,也不行,太簡單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連著來的,你齊家之后,必須把家的倫理用來治國,治了國才能平天下。

張立文:所以,孝子出忠臣。

余敦康:中國文化的核心可以列出來很多,我把它做了簡化:中國和西方有一個根本不同。中國文化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它把宇宙看成“乾父坤母”。乾是父親,坤是母親,整個宇宙由乾坤決定。《周易》里有乾坤六子,生了六個孩子,雷風水火山澤。合并到社會來,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夫婦是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動物有男女、雌雄,沒有夫婦。人類才有夫婦。夫婦太重要了,夫婦是人倫之始。人倫是根據夫婦來的,可是我們現在把夫婦都簡化了。當年我在政協參加討論《婚姻法》,他們說婚姻應以感情為基礎,感情好,結婚,感情不好,馬上離婚。所以,離婚率特別高。

牟鐘鑒:前面還得加一個責任。

余敦康:責任是最重要的。夫婦是二姓之好,責任是第一位的,愛情是第二位的。《周易·咸卦》是少男少女,講愛情,少男怎么樣去追求少女。然后結婚組成家庭,就是《恒卦》,“恒”就是“恒久”啊。恒卦之長男長女。結婚之后有考驗,特別是有個《明夷卦》,這個人在外邊受打擊受傷,“傷于外者,必返其家”,家是避難所啊。我很受啟發。“文革”中好多自殺的,凡是在外邊挨了斗,在家里得不到安慰的,很多人都會自殺。家是“天地之大義”,不是一般感情的結合。家是一個張力結構,一方面要“正倫理”,另一方面“篤恩義”,既有愛又有秩序,家庭好是兩個結合的好。有了家之后,精神追求是什么?用古人的話來說,“以天地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我是父母所生,也是天地所生,我很渺小,但是我也很偉大,有陰陽二氣,有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所以,天下百姓,全人類都是我的同胞,“民胞物與”,動物是我的同類,這樣,環保意識也有了。我們應該有一個“以天下為一家、以萬物為一類”的“民胞物與”思想。這就是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

主持人:謝謝余先生。從您的發言中,我在體會什么是最深沉。最深沉應該是一個文化基因、底色的東西。從時間上看,應該是文化的起點。中國人的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形態,有學者統稱之為“孝共同體”,“孝共同體”就是這個起點。它從中國人產生那天就生發了,一直到現在,一以貫之,沒有中斷。余先生以《堯典》為開頭,一直說到小崗村的家庭承包制。這個共同體在上古時代成功地幫助中國人避免了奴隸制。這種文化一直活著。它今天仍然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資源,我們應該站在國家戰略資源的高度對它進行頂層設計。“孝共同體”是中國人的孵化器,它把中國人作為中國人不斷地再生產出來。文化探源工程在找什么?就是要找這個孵化器最早在中國的哪個地方出現。謝謝余先生。

下面有請張先生。

張立文:如果要追尋“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應該要從最底層講起。我們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中,三者都關乎家庭,并且其他二者,君臣是父子的延伸,朋友是兄弟的延伸。整個國家制度也是從家庭中推出來的。所以,中國精神最底層的東西在家,歷史上如果哪個時候家庭破壞了,那這個國家也就要滅亡了。若問中國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什么?從家庭里推出來,那就是追求道。

余敦康:我插一句。《周易》講“一陰一陽之為道”,陽是自強不息,陰是厚德載物,專門自強不息不行,專門厚德載物也不行,我們中國的精神追求是陽剛和陰柔的變奏。

張立文:所以王夫之講“乾坤并建”,這就講到“和合”了。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想,中國人是有一個精神追求的目標的。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能自強不息,也才能有一個厚德載物的胸懷。

中國人追求道,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盡管中國過去各派有各派的主張,但是追求道,卻是一致的。《周易》講“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既有“一致”,又有“百慮”;既有“殊途”,又有“同歸”,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互相協調,是中國文化當中重要的一點。所以,后來韓愈坐而論道,宋儒也是不斷講“道統”。外面的東西進來了,“道統”就能把外來的東西給吸收了,“洋為中用”。為什么中國文化五千年不斷?從家庭出發,推行到整個國家,這里面用“道統”把它給串起來,這樣中國文化就生生不息。

再一點,中國文化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講“通”。通很重要,“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通。

張豈之:會通!

張立文:這個詞非常好。“泰卦”有“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到了“否卦”,就“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國家就要滅亡了。中國文化講貫通、感通、交通。

張豈之:通了就長久了。

張立文:通是中國能生生不息的很重要原因。

余敦康:逼著通。

張立文:還有一個思想——中庸,我覺得很重要。中庸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度,“過猶不及”,過頭了不行。

余敦康:“中”這個思想,應該向全世界推廣,這是中國人發明的。

張立文:過猶不及,不偏不倚,無論是做人也好,治國也好,這是中國文化底層的一個東西。

張豈之:這是我們的文化,但是后來我們背叛它了。最大的背棄就是“大躍進”和“文革”。

余敦康:“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中”。

牟鐘鑒:還有四個字是關于“中”的——合情合理。光是“合情”就濫了,光“合理”就冷了。

張立文:“中”也是一個普遍的價值。思考馬克思主義怎么中國化的問題,就要研究怎么同中國文化的“中”相結合。如果說與“中”相結合,那就通了。所以,這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有它獨特的東西。正因為有獨特的東西,才需要結合起來,否則就不能中國化。

還有,中國文化講“和”。堯舜的時候,就有一個對中國的認同,“協和萬邦”。不管是八百諸侯也好,三千諸侯也好,都有一個共主。西周是這樣,東周到了戰國也還是如此。“和”這個思想繼承了下來。不僅《國語》主張,《管子》《墨子》《論語》都主張“和”。孔子講“和為貴”很重要,“和而不同”。所以,“和”這個觀念也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我們追尋“和”這個最深沉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和諧國內社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影響世界,走和平的道路。

張豈之:世界上不能輸出革命。

張立文:此外,“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之為盛德”。從古以來,中國人就講求創新。這包括兩方面,一是指中國文化包容性很強。中國古代經過炎帝和黃帝的融合,中原和四夷的融合,通過包容不斷發展。儒家文化也是這樣。例如董仲舒,他把道家、法家的思想都融合進來,所以成了當時思想的一個高峰。而宋明理學把儒釋道都吸收進來,所以它也達到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二是從整個發展來看,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今天也一樣,不斷吸收外面的東西。中國文化之所以“日新”,與開放、包容有關。

綜合這些方面,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這么一個輝煌的成就,同這些思想觀念是相契合的。中國文化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孔子講:“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所以中國文化有自己的主體性,有獨立性。

主持人:張先生以家為基礎,用體現中國文化特色的五個基本概念,構筑起中國文化的內核,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探尋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一種方法。謝謝張先生。下面有請牟先生。

牟鐘鑒: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四個講清楚”是空前的,有新的高度,有更深的層次,特別是“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對此,我有這樣一些思考:

第一,中華文化是一條血脈,一條紐帶。從縱向來看,它是中華文明的血脈和基因,是它前進的精神動力和智慧源泉,從而使五千年中華文明有因有革,綿延不絕,未曾斷裂,衰而復興,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全世界獨此一份。從橫向來看,它是中華民族凝聚的精神紐帶和心理歸宿,是團結56個民族、港澳臺和海外華人的共同思想基礎,政治制度可以不同,而文化中華是共同的,代表著民族身份。

第二,基礎信念和精神追求。中華文化確實有精華有糟粕,具體形態隨時而變,但它所積淀的核心價值和基礎性理念基本沒變,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思想營養和精神方向。1.核心價值包括仁愛(基于家庭倫理)、忠恕(忠就是關心人、幫助人;恕就是理解人、包容人)、人本(以人為本)以及中和(中庸、和諧)、誠信。2.基礎信仰就是天、地、君、親、師。天地要敬畏它,君代表國家政權而非某個領導人,親就是祖先和親人,師就是教導你的人,最早是孔子。3.政治上,為政以德,民為邦本,任人唯賢。4.經濟上,見利思義,民生為本,損有余而補不足。5.倫理上,仁智勇,忠孝誠信,禮義廉恥。6.教育上,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德智并重。7.文化上,和而不同,殊途同歸,因俗而治。8.外交上,協和萬邦,獨立自主,禮尚往來。9.信仰上,神人一體,神道設教,慎終追遠。10.軍事上,不戰而勝,哀兵必勝,智勇雙全。11.人生上,修己安人,堅韌不拔,以天下為己任。12.生態上,天人一體,回歸自然,儉以養德。13.社會理想上,小康之世,大同世界,天下為公。14.中國精神如何概括,張岱年先生說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我再加一句話,剛健中正。厚德是有原則的,和而不流,剛健有為。

第三,從文化貧戶到文化富家。不同時期、不同政黨、不同任務,凡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繁榮而奮斗的團體或個人,其主張和行為皆是中華精神的具體體現。但不可否定,近現代的我們在爭取政治上獨立解放和經濟上繁榮富強的同時,一度在精神上喪失了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在走向復興的同時卻面臨滑向文化殖民地的危險。王陽明有言:“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中華是文化富家,卻不識自家寶藏,不會把它轉化成巨大精神和物質財富,而只會向外乞討,一度甘為文化貧戶,至今在文化上仍未由窮變富。撒切爾夫人曾說中國人只能輸出商品,不能輸出文化。幸虧中華文化根基深厚,智慧多彩,在經歷了歐風、美雨、蘇霜洗禮之后,浴火重生,中國人總結教訓,開始找回文化自信,認識到中華文化的永恒價值和當代意義,它是中國人最大的優勢和難得的巨大財富資源,是全世界有識之士為之傾心向往的“文化羅馬”,認識到沒有民族文化的復興便不會真正有民族的復興,而民族文化的復興要在返本開新、綜合創新、推陳出新中實現。要把中華文化的普遍價值與時代精神和中國情結結合起來,要在走向世界,進行不同文明交流和互鑒中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崛起,軟肋在這里,光明也在這里。習近平同志說:“只有交流互鑒,人類文明才能充滿生機。”重要的智慧要在中華文化中尋找。我們不僅不應自卑,而且還要感到自豪。

主持人:謝謝牟先生。您的發言給我們很好的啟示:探求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有總體觀,要有大視野。這樣才能分清本末、體用,才會有準確的定位。下面有請王先生發言。

王志民:從國學的角度來考慮,首先學者要研究清楚,然后是講清楚。講清楚一是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二是走出國門,向外國講清楚,讓外國了解歷史的中國和當今的中國。如果不了解歷史上的中國,就不了解當今的中國。所以從這個角度,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實際上對國學界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任務,即我們要研究清楚,要講清楚,這也是我們國學研究的方向問題。

從內容上看,我覺得這“四個講清楚”,是個有機的整體。“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這是從世界各大文明的角度做出比較;“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博大精深、豐富燦爛的中華文化之精華所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突出優勢”和“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從文化高度做出判斷。最后講中華文化的當代意義。這四點思考得很深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同時,這也是對中國夢“一體兩翼”的解釋。中國夢是一個整體,有兩翼。一翼是前景、遠景,向前看,我們的美好前景,“兩個一百年”;一翼講淵源,回頭看,是根基淵源,是歷史的延續,是尋找中華民族系統的精神追求。所以,應該從中國夢的角度來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這“四個講清楚”。

如果我們和中國夢聯系在一起,那么我們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什么?我覺得一是要富強,二是要統一。即民族要富強,國家要統一。從民族和國家的角度來理解“精神追求”,這是很重要的內核,而富強統一也是我們核心的追求。

這個追求不像建設現代化那么具體,但卻是一個遠景的目標,是歷史上一個民族五千年來不斷的追求。中華民族之所以分久必合,就是因為有這么一個民族精神一直傳承不斷。剛才幾位先生都講到中華文化數千年不斷,為什么,它有一個內核。這個內核一是追求富強,二是追求統一。

五千年中華文化悠久漫長,文化名人燦若群星,文化典籍浩如煙海,為了研究探討中華文明這樣一種精神追求,我覺得我們應該回首兩千年以前,到中國文化最繁盛最繁榮的時代——春秋戰國時代,去尋得中華民族最原典的最精粹的民族精神。

春秋戰國時期,是文化軸心時代。這對之前兩千年中華文明大總結的時代,也是對之后兩千年的中華文明進行開啟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民族富強和國家統一的精神追求大放光彩。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最分裂也最混亂的時期,但其實也是最講富強最講統一的時期。春秋五霸大都打一個旗號“統一”,到了戰國時期,這個目標基本就是我怎么統一的問題。所以孟子問齊宣王,齊宣王就是要“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即是統一天下。在這樣的局勢下,總體上春秋戰國時期,體現了統一的精神追求。包括孔子修《春秋》大一統,以及后來的諸子百家,基本是圍繞著政治轉的。我認為無論是儒家、法家、陰陽家、墨家,他們的指向都是在探討將來是要以什么樣的思想來統一天下的問題。特別像陰陽家,大九州,把世界描繪成一個整體。

秦始皇統一中國,秦漢大一統,這里面有諸子百家的理論基礎。諸子百家的出現,實際上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進行理論上的研究、探討、深化、融合的一個時代。為什么漢代大一統出現諸子百家的復興,與這都是有關系的。剛才張立文先生也說董仲舒是融合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一個董氏儒學,這種儒學我以為是對戰國諸子百家的一個結晶和融合。

各位先生講的中國整個思想文化的主流,實際上就建立在春秋戰國這個軸心時代或者元典時代哲學上的總結、突破、融合和結晶當中。所以在這樣一個角度,我們來深入研究和總結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應該回首兩千年以前,尋找諸子百家的智慧。我就說到這里。

張豈之:王先生講這個很重要,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一是富強,一是統一。統一很重要,我們之前沒有把統一提出來。我們要補充進去。另外,不管放在誰身上,要把這么幾句話表現出來: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漢族和少數民族都對中國優秀文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我們要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可能只有一種文化,現在我們不走西方那條路,那就西方都來接受我們,這也不可能,我們要維護文化的多樣性。

主持人:謝謝王先生,把我們的討論帶入一種歷史語境,強調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有一個形成期——軸心時代。感謝五位先生,給我們的讀者奉獻了一場思想盛宴。

(錄音整理:張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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